从我居住的深圳到这里的和谐号列车，全程只需要一个多小时，我却阔别这个叫做羊城的繁华都市五年之久。所在的私营小企业多次分派我来羊城出差，我总是毫无回旋余地地一口拒绝，久而久之，同事们都猜测我有羊城恐惧症。
和谐号减速的时候，那已经有点残旧的车体在铁轨上轻微颤抖。同行的旅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去取行李，我却有点晕眩。一位路过的中年女乘务员奇怪地望了我一眼，好心提醒道：“先生，到终点站广州了。”我用干渴的嘴唇回答道：“我知道的，我来过广州。”她善意地点点头，正要走过去，却又不甘心似的回头问道：“您这是第几次来广州？”我耐心地说：“我在这里住过八年。”她露出讶异的神色，道声“打扰了”便匆匆离去。
我无力地提起只装着换洗衣服的帆布旅行包，最后一个走出车厢。站台变化不大，只是到处打着的红布横幅标语，从五六年前的“三个代表”改成了现在的“建设和谐社会”，大体上如此，拥挤的旅人们一如既往的陌生。
一时没有见到来接我车的樊雨，倒是在出口先被警察查了身份证。我问娃娃脸的小警察这是要抓什么人，他笑呵呵地说：“抓你呢，怕不怕？”
我敷衍地说：“怕啊。”随即翻找身份证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排在后面的人都埋怨起来。娃娃脸拿着我的身份证对照着左看右看，说道：“三十三岁了？真看不出来啊。”刚才在后头埋怨的那哥们立即接过话头：“看起来都四十三了。”说完便自得其乐地呵呵直笑。
我无所谓地收回身份证，慢吞吞地塞进旅行包，才慢慢地出闸，后面那哥们不耐烦的声音隐约传来：“跟个上了年纪的乌龟似的。真受不了……”
出口广场上行人如织，总是在这种时候，我深深感到人类的平庸与无聊，类似于在面对大海时，我总是觉得人类无比渺小。
我看着手机，心想要不要打给樊雨，这么拥挤的视线里想找到个头不高的她，还真不是容易的事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近六年不见了，我不确定还能不能认出她的样子。就像十二三年前夜里的见面，虽然那时不过只隔了半年不见，却也不敢肯定能在音乐喷泉旁边的微弱灯光里认出她来。
决定不打电话的我东张西望，当我的目光经过一个女人的脸孔继续扫视时，却猛然省起那个女人异样的眼神，我往回看时，已万分肯定她只能是樊雨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呢？我当时心里应该是认为，除了樊雨，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用这样的眼神看我，那是炽热、欣慰、怨恨三种感情融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眼神。我先认出了这符合我在路上所推测的色彩斑斓的眼神，而后才认出她窄窄的额头，稍微右大左小的鼻孔，色泽暗沉的嘴唇。
在她的视线里，我鼓起勇气走过去，她身后忽然转出一个四五岁的双辫子小女孩，哇地一声怪叫，然后吃吃地笑了起来：“叔叔，你一定就是杨凌叔叔！”她的牙齿细小而洁白，就像小公主一样可爱。
我将包丢在地上，蹲在小女孩身前，她一点也不怕人，伸手就要摘我的近视眼镜。我随她去，但眼里的小脸蛋立即模糊起来，那额头、鼻子、脸蛋，十足就是小樊雨的样子，而那柔和的眼形却跟我的一模一样。
“叔叔，你是近视的还是老花的？”女孩认真地研究着眼镜道。
“你叫我什么？再叫一次好不好？”
“叔叔！叔叔！叔叔！”
瞬间我就泪眼模糊。我从来不知道眼泪可以流得这么迅速，简直就不需要任何酝酿，而是像决堤的洪水，一下子就冲出了眼眶。
我抱起小女孩，将自己的脸埋在她幼小的肩膀上，不让她发现我的眼泪在止不住地流，但是我还是很不争气地哽咽起来。樊雨可能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笑呵呵地用力一拧我的脸，笑骂：“滚你的，别装了！”
我想反击一句，例如“你也别装了，跟我一起以泪美容吧，怯怯你的皱纹”之类的俏皮话，就像十二三年前一样在她面前卖弄幽默，但是所有能说的话，像面粉团一样被猛烈的泪水冲得七零八落，泪水在脸颊上略一停顿，一个真空冰封的悲伤蛋糕，就不可阻挡地开始融化。